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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在读书人之中比较隐蔽 他们挖掘出书与作者之间的各种事

2019-09-28 15:15 编辑:TF017 来源:北晚新视觉

北晚新视觉“藏书人”这个群体在读书人之中显得比较隐蔽。他们就像图书界的历史学家一样,用考古的手段,展现出书的流变,挖掘出图书与作者之间的各种趣事。笔者最近收到一本书,是文津出版社再版的经典老书,藏书家、散文家黄裳的《榆下说书》。

夏多


(《榆下说书》 黄裳 著 文津出版社)

《榆下说书》是改革开放后黄裳的第一本书,大部分文章写于1978年至1981年之间。几篇长文《陈圆圆》、《关于柳如是》和《晚明的版画》等讲解细致入微,别有洞天。《陈圆圆》一文大篇幅解析《李自成》一书的作者、小说家姚雪垠关于陈圆圆的分析文章。在黄裳看来,姚在文章中主要提出了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野史与小说的分野、史诗与“政治传奇抒情诗”的区别和诗人吴梅村的评价等。尤其是对大顺农民起义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看法,由此而延伸的创作思路、方式方法等问题。这些黄裳总结的问题,让我开了眼界,如果你读书、读文,脑中总有点迷糊的话,黄裳这种把书中主要问题总结出来的文章,无疑是一条通向读书、读我、充分发动自我思考的捷径。

北晚新视觉姚雪垠文中根据野史得出,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到手后被送去宁远,心情郁闷,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便病死了。所以,一般人们所说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后,陈圆圆被李自成或刘宗敏强占,为了陈圆圆而抄了吴襄的家等传言,纯粹是胡说。这个结论的确很让人震惊,难道人们一直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都是编造的?不过同时期还有很多史料比如吴梅村的《圆圆曲》《鹿樵纪闻》等都有着完全相反的记述。黄裳对此也顿时来了兴趣,开始考究,并提出问题让自己充分思考: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和使用野史?对史料的取舍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黄裳找了一本名为《庭闻录》的书做侧面对比,发现姚雪垠所依靠的史料《甲申传信录》和这本书这部分内容大体是一致的,基本上可以证实为同一源头。但《传信录》说:“已死”;《庭闻录》说“已久”。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黄裳便从此入手,通过各种书籍和时代流变进行长篇解读。

黄裳用了一种方法讲读书的乐趣,而不是做篇学术文章专门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个藏书人,写出来的都是读书之趣,而不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去大刀阔斧的解决问题。当时被看做颇有学究之风的文章,其实并非是黄裳刻意而为之,只是因为他读书多,在各种书籍间思考、嫁接桥梁,让一篇文章浓缩了众多书籍的精华。对爱书之人而言这样的形式可以体会书籍与书籍之间互通的快乐,而普通读者则可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不同书籍的观点,即使并不了解这个观点的源流,也能随着黄裳的文字换个思维想,体会黄裳游历其中的乐趣。

喜欢藏书的人,尤其是老一派文人,喜欢读藏书的题跋。如果能看到前人精彩的跋,那真是淘到了意外之宝。哪怕是普通的跋文,也能读懂前一位藏书人在面对这本书时思绪凝聚的瞬间,甚至可以延伸出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

北晚新视觉跋分类很多,也比较随性。有打广告的,有杂记的,有日记的,有诗文的。在黄裳的分类中,只分为学术的和文学的两大类,黄裳喜欢的是后者,对后者的研究也比较多。题跋小文,兴起于宋,当时宋人都好在自己的藏品上题跋抒怀建议。当时影响最大的要数苏轼和黄庭坚,陆游也是此中好手。有些题跋甚至可以单拿出来作为名家的散文小品来看,影响不输他们的长篇作品。黄裳在书中介绍著名词人李清照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金石录后序》。记录了他们夫妇从年轻时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历程和靖康之变逃难中藏物的遗失,乍一看都是些琐事,但其中透露出的家国情怀以及文学方面的超高成就让这篇跋文甚至比她丈夫的精心著作流传还广。

在后世历代藏书人都以此为乐,比如黄裳收藏的清代藏书家鲍以文的藏书,在题跋之间黄裳看出了他为人的风趣幽默。在鲍以文所校的《元人集》中,每卷后都会记下什么时间校对此卷,天气怎样,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读起来饶有趣味,拉近了前代藏书人与后代人的距离。有些著名人物的藏书难免被时代、被时势所拘泥,读起来反而没有那些闲云野鹤般的人物来得轻巧。黄裳自己也很喜在藏书的书上写题跋。

作为一个资深“书痴”,黄裳在历史上还找到了很多同好和趣闻。清末著名藏书家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让黄裳爱不释手,其中叶昌炽搜罗了大量的素材,按照时间顺序,把很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一一收集起来。这本书让黄裳最为欣赏,叶昌炽在选材时尽量选取那些真正喜爱读书、爱好读书的人,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去读书的那些人。当然黄也并不排斥有功利目的的读书人,比如司马光是个极其爱书的人,所藏的文史类书籍足有万卷,而且天天翻阅,几十年后仍旧像新书一样。司马光曾自豪地对儿子说过:“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意思是商人们爱钱财货物,而咱们儒家读书人的财富是这些书。司马光算是藏书大家,但是也会为了功利目的而去读书,《资治通鉴》现在人们读起来目的是为了“通鉴”,而司马光在编写的时候目的却是为了“资治”。当时司马光召集了很多的藏书家,派他们出远门去寻找藏书,把这么多同好之人聚在一起,既为了书也为了功利,这并不可耻,也算是一场盛事。

在书籍成为商品之前,每本书籍都格外的珍贵,读书人把自己的书都当成私有财产来守护,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藏书上题写了各种观看此书时要注意的保护措施,可见在拥有者的眼里这本书的价值。明代的天一阁,作为一个藏书圣地,历代相传着极为严格的图书保管手续,并制定成了族规。当时不像现在买张门票就能进去,在清代很多非常有名的大学者想登阁看书,都被拒绝,难得一约而见。第一代藏书人制定出这样的家族传统,说明他对于自己的家风和后代子孙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那些没信心的,则藏书人在生前就到处寻找可以依托之人,把自己的毕生“宝藏”托付给他,看到这里实在是有趣得很。

关于书的任何点点滴滴,都能引起黄裳的极大关注。当笔者随着黄裳在书籍的海洋穿梭时,猛然回头意识到今年正是黄裳诞辰100周年,离他去世已经过了七年。这本诞生于1982年的经典,反映了时代,也反映了一代藏书人对书籍的执着和见识,让藏书人的书继续流传下去这或许是对黄裳最好的纪念。

北晚新视觉(原标题:听黄裳讲藏书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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